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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中:希望工程的楷模
日期:2008-4-14 14:22:51 来源:镇海网讯

一勺水知大海味

1953年底,赵安中毅然辞去已经做了4年可谓驾轻就熟的金号和布厂工作,东渡日本,从事香港和日本的小宗贸易。他以一个宁波商人的精明,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一条新路,而且将是改变他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契机。

到大阪不到一个月,新的天地未及开创,赵安中却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多亏同行的李绍周先生及时把他送进医院,才幸免于难。有道是“人常嚼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病魔没能吓倒赵安中。经过两年的摸索,他的对日贸易已小有成就,收入相对丰厚,于是他把家眷从内地接到香港团聚,至此,一家分离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可好景不长,1956年,日本商行大举入港,堵死了赵安中的小本生意。万般无奈之下,赵安中只好进了日本的“江商”洋行香港分行当了一名小职员。刚进洋行打工时,他既不懂外文,又没有客户,几个月下来没做成一笔生意。

终于有朋友介绍了一家纱布进出口公司。赵安中兴冲冲地拿着名片找到那家公司的梁经理。梁经理说:“赵先生想做什么生意,有没有样品啊?”“有的,有的。”赵安中赶紧回到江商,喜滋滋地扛着一大包样品,即刻拿去给梁经理看。哪知,梁经理看也不看,又说:“有没有报价单子啦?”赵安中愣住了,又返回公司,请日本人报价。隔一天,报价单来了,厚厚的一大叠。赵安中兴冲冲地去找梁经理。谁知梁经理又是看也不看,只是说:“这布料、花色都不合用。”赵安中呆住了。后来公司东主很客气地说:“去拿一万匹坯布吧。”赵安中又去和日本人说,日本的报价来了,每码12.75便士。但是梁经理回复说是12便士。经过与日本长途电话讨价还价,总公司说,这价钱连日本方面的佣金都没有,更不用说公司还贴了许多电话费呢。但这是第一笔生意,算大家白辛苦吧!赵安中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对梁经理说:“梁经理,可以了,就按你开的价钱吧!”梁经理说:“好的,我们买一千匹。”简直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底,他只能再三向总公司说:“对不起!”第二天,赵安中听说梁经理向别家以12便士买了两万匹。安中被梁经理愚弄了!

“一勺水可知大海味也。”这就是生意场。

初进江商,除了生意上的困难外,还有语言。为此,安中决定来一番“恶补”,冲破语言关。尽管一家五口生活相当拮据,他还是咬咬牙请了一个日文老师和一个英文老师。先从字母的发音入手,稍加掌握后,就请老师把生意上的日常用语翻译成日文或英文,学会,读熟,然后反反复复地死记硬背。这一年,赵安中已是40岁的人了,记忆力开始衰退,又面临着沉重的业务压力,繁忙的商务应酬。因此,他每天一早坐在抽水马桶上就开始苦读,上下班乘电车的25分钟时间也不放过,一路念念有词。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便是打开唱片,边听边跟读。经过一番努力,赵安中的外语基本过关,行业用语更是应用自如。在纱布业务方面,经过初期的艰难开拓,也已商路大开。随着他在商界影响的日增,洋行对他也越来越器重。1961年,江商洋行改组,成立熊谷江商。赵安中凭借自己的实力,被提升为董事。这时他每年经手的生意,要以数千万元计,个人收入也水涨船高,今非昔比。

收入虽然越来越可观,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潜在的民族情结使他不愿意吃日本人的饭。更何况在赵安中的内心深处,还一直向往着开创自己的事业。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创业做老板。可是,办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机会来了。1959年,李绍周的一个日本朋友来找他。这个日本朋友从前是做棉花生意的,因为帮助一家小纱厂赊买棉花,对这小纱厂有功。现在这家小纱厂老板发了大财,原先的旧锭子不要了,他想把这些锭子装到香港来。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上世纪50年代末,纱厂帮在香港称王,做个纱厂老板是最吃香的。但是纱厂所需要的地皮广,机器设备多,流动资金大,需要投入的资本更大,所以一般人不敢轻易做这行。如今有日本朋友帮忙,机器设备几乎不要钱,于是,赵安中和李绍周两人经过商量,决定做纱厂。先写出成本表,再写出计划书,采取“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策略:房子用租的,机器用日本人换下来的旧机器,棉花由日本人提供,至于开办费,就由两个人拼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纱厂办起来了,这就是“嘉丰”。李绍周任董事长,赵安中任总经理。这是赵安中最早创办的实业,也可以说是日后的荣华纺织有限公司的前身。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由于缺少资本,机器设备陈旧,再加上他对纱厂的业务又是外行,因此从开工之日起,就一直亏本,3年间纱厂从未赢利,身为败军之将的赵安中却仍痴心不改。

艰难困苦创业路

创业的欲望和抱负促使他在痛苦中抉择,从失败中奋起。1965年2月,48岁的赵安中彻底离开了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日本“江商”洋行,在友人的鼓励帮助下,决定还是把纱厂办下去,改名为“荣华”,由李绍周从日本人手中把机器接过来,从收入丰厚、左右逢源的洋行职员到备尝艰辛的纱厂小老板,真是“从米箩跳进糠箩里”。但赵安中无怨无悔。

真是生不逢时。1965、1966两年香港的纱布业市场日趋低迷,行情很不好。荣华一路亏损,前途渺茫。又祸不单行,在越南战争中,荣华的另一董事李绍周由于和大陆的生意密切往来而被美国列入制裁的黑名单,荣华也因此被列入棉花禁运的黑名单,公司陷入困境。迫不得已,李绍周退出荣华,把所有股份转让给赵安中,才解除了荣华的禁运之危。事后另一董事骆肇祥先生也把股份转让给他,赵安中成为独资老板了。

到了1968年,香港的纱厂业重新振作,赵安中的荣华公司也终于扭亏转盈,汇丰、渣打这样的大银行都主动跟赵安中做生意,抢着贷款给荣华。两年后他在香港玫瑰新村拥有了第一套自己的住宅。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与赵安中亲切交谈

1971年,经过一番考察分析后,赵安中决定捷足先走,把工厂迁往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因为那里正像当年的香港,工价、地价都很便宜,而且纺织业方兴未艾,号称印尼的纺织城。可麻烦的是,外商去投资,一定要有本地人合作。正当人生地疏的赵安中一筹莫展时,和他相交数十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经营之道的老朋友王敏生又一次鼎力相助,出面介绍当地的西药进口商周慕昌做荣华印尼厂的董事长。周慕昌不仅答应做董事长,为赵安中做担保,还拉了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做荣华的后台。这样一来,合资问题顺利解决,印尼政府也很快批准了赵安中的建厂申请。

1972年,是赵安中平生最忙碌的一年。繁重的事务千头万绪,事必躬亲。新厂从筹建、迁厂到开工出纱,前后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儿时伙伴、当年上海圣约翰工商硕士的郑祖耀来印尼助阵,大儿子赵亨衍也来到万隆给父亲做帮手。虽然在工厂管理和生产上有不少困难,但是,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迁厂使荣华获得了枯木逢春般的新生机,经营良好,生意兴隆,棉纱的销售供不应求。而几年后香港纺织业的大萧条,更验证了赵安中当年决断的英明。抓住先机的荣华厂从此渐入佳境,蒸蒸日上。从嘉丰到荣华的整整15年时间,一直是资不抵债的,如今总算赢利了,赵安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个中滋味实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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